“不用那么沉重，不需要太悲伤，活着已经足够幸运了，人就应该积极地、充满正能量地活着。” ——邱明辉

邱明辉，殡仪学院2012届毕业生，毕业后在长沙、宁波、南昌等地的殡仪服务公司、殡仪馆就职，2014年幸运地考入深圳市殡仪馆。他曾说：“我离逝者的脸只有15公分，几乎每一位在深圳离世的逝者，都要经由位于龙岗丹竹头的深圳市唯一的一所殡仪馆，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邱明辉生于1990年，即使不算在学校那3年，他做殡葬行业也有7年了。当初不顾爷爷反对，执意要学殡葬专业的他，如今已在深圳结了婚、安了家。在深圳这5年，邱明辉只有两个春节回了老家。“我热爱这份工作，现在很稳定，父母也渐渐看开了。”说这话时，他的拇指和食指夹着烟，升腾的烟雾如同阳光下燃烧的纸钱。

7年来，他从事过遗体接运、防腐、化妆、殡葬礼仪、骨灰寄存、档案管理……这差不多是殡葬的全环节。“人总有生老病死，这最后一步是我们送走的。”在邱明辉心里，殡葬师就是人间与天堂的摆渡人。

邱明辉第一次接触遗体是在2009年的冬天，那是他读大学的第一个寒假、第一份实习。“当时师傅没要我化妆，也没有出车，就是简简单单地将遗体从礼堂推到火化车间。”在当地，这一环节没有盖棺盖的习俗。“车的高度略低，我弯着腰，距离遗体的脸只有15公分的样子。”邱说，白天还没觉得什么，当晚就做了噩梦。往后的日子里，邱明辉每天都需要喝一点酒，晕乎乎地才能入睡。直到实习快结束时，他才接受了这个“距离”，“我那时觉得，‘死’是一件很有神秘感的事。”

在学校里，邱明辉经历过殡葬服务学、殡葬礼仪、遗体防腐、油彩、色彩学、火化机维修、殡葬心理学等一系列专业训练。但在殡葬这个行当里，实操往往比理论更重要。以殡葬心理学为例，邱明辉说，“难的是对自我心理的构建。”

到深圳后不久的一次重要任务，至今让他难忘。国内某市一艘载满乘客的客轮在长江中游水域突遇罕见强对流天气后沉没，有大量乘客落水遇难。邱明辉作为广东省民政厅殡葬救援队成员，赶赴事发地善后处理，进行“遗体整理”。“那是我第一次密集接触那么多遗体，在三天时间里不断对遗体进行清洗、打包。” 邱明辉说。时间紧任务重，三天时间里，救援队两班倒，每天不断重复着相同的动作。“在船体刚刚扶正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24小时坚守。”“天气很热，累了，我们就席地而坐，靠墙睡一会儿。”即便如此，救援队也不会解开防护服、口罩和护目镜。“尸体腐臭很严重，回到休息的地方后，感觉气味已经透过了防护服。”

说起这段经历时，邱明辉很平静，他说这是一次难得的历练，感觉自己对生死看得更明白了。“人生不易，要活在当下。”

2016年年初，邱明辉调岗到骨灰寄存。当时，深圳市殡仪馆正在进行改扩建工程，旧骨灰寄存室与旧墓廊都需拆除，历年来积存的5000多具骨灰需要经办人前来搬迁。“我每天要打一百多个电话，但只有不到30%找得到经办人。” 邱明辉说，无论是谁听说是殡仪馆的电话，都会觉得晦气。“那也要打，一旦能接通，就意味着有一半概率能联系到家属，最起码能有直接的对话。”

经过邱明辉的努力，5000多具骨灰中有1000多具由家属前来亲手迁移，余下的由殡仪馆依照合法程序代为迁移。在这些骨灰里，比较早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家属留下的联络方式还是寻呼机号码。

对于“被遗弃”的骨灰，“虽然找不到家属，我们也不能私自处理掉。”邱明辉说，如果有一天家属过来找不到骨灰，那对他们会是比较严重的打击。

“也有联络到家属了，却无法来搬。”譬如说，通过老号码辗转多人联络到的逝者子女，已经移民国外，“他们会远程传真委托书和身份证明过来。”

有一对夫妻出具了委托书后，却来到了现场，看着工作人员迁移骨灰。“因为风俗问题”，骨灰盒里是他们的孩子，父母不能抱或端孩子的骨灰。

人们对“殡仪馆”的排斥与对“死亡”的忌讳密切相关。作为殡葬师，邱明辉深有体会。前不久有家属来取骨灰时，希望拿走去世亲人的所有档案，因为里面也有这位家属的签字，他不希望自己的任何痕迹在殡仪馆留存。邱明辉苦笑道：“我只能跟他们讲，这在法律上是不被允许的。”

“我们这个行业社会地位确实不高，我出门也不说自己是殡仪馆的。”但内心里，邱明辉却认为，生老病死都是人生的过程，能为一个如此重要的时刻服务，是很高尚的，“殡葬师是人间与天堂的摆渡人。